贺敬之于1924年11月5日出生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贺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贺窑村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以盛产土陶器闻名远近。

贺敬之的祖父贺祖烈为清末童生，很有才气，诗书文章较有根底，常为乡里撰写对联、贺幛、碑文等，挥笔而就，词意贴切。父亲贺典谟，虽只读过几个月的书，但聪颖不凡，写字、画画均有过人之处。贺典谟生3子1女，贺敬之为长子。“贺敬之”是学名，按家族辈份排行为“敬”字辈，“之”是大祖父贺祖介据文言虚词“之、乎、者、也”首字而起的，寓意深挚，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知书达礼、有学问的人。母亲姓吴，江苏省邳州人，按旧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称贺吴氏。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随贺敬之居住，为填报户口，起名叫吴继国。她正直、贤慧、勤劳、善良，深得乡邻敬重。

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就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6口之家只有不到1亩的土地，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于是，贺敬之的父亲就每年到当地政府领取一次执照，做集市粮食的经纪人，收取少许的手续费。散集后，打扫掉在地上的粮食颗粒，聊补家中之需。

窘迫的生活，使贺家几代人把希望寄托在从小就看出天分的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不顾家境贫寒，节衣缩食，东挪西借，供他上学读书。先是送他念私塾。贺敬之脑子灵，有才气，小小年纪，不但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而且还能通背《陈情表》、《祭十二郎文》等全篇。

8岁那年，贺敬之入本村天主堂小学。他年龄虽小，学习却非常用功，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写的作文“有分寸，有层次”。由于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苦，他早晨经常空着肚子去上学。有一个家庭富裕、但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看着贺敬之没吃的，挖苦他说：“作文做得好有什么用?家里能吃上这个吗!”说着说着，他把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嘴里不停地说些羞辱他的话。贺敬之被激怒了，一拳把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贺敬之的父亲听说到这件事后，不但没有责备他，还夸奖他有志气、有骨气，穷也穷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后来学校停办，贺敬之在本家祖父贺祖尧的帮助下，到运河北今台儿庄区泥沟镇的北洛村私立小学插班四年级就读。他学习更加勤奋刻苦，从五年级开始，门门功课考第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救亡的呼声遍及全国。受学校几位年轻进步老师的影响，贺敬之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课余时间阅读了鲁迅、巴金、蒋光慈等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在学习拉丁化新文字时，学校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贺敬之被推选为会长。在北洛小学的两年半中，他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学习了丰富的文化知识。进步文学的熏陶，革命思想的教育，对少年的贺敬之影响很大。

1937年秋，不满13岁的贺敬之从北洛私立小学毕业了。贺祖尧让贺敬之和贺绅谟一同去兖州考滋阳简师，因那里不交学费。贺敬之在报考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名列第四。当时高兴得他几乎要跳起来、喊起来。他盘算着，毕业后可以当老师，就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了。但是考入学校不久，随着日寇的入侵，局势日益恶化，学校决定停课南迁。贺敬之因年龄较小，只好停学回家。贺敬之回家之后，非常苦闷，千方百计地打听母校迁移的准确地址，寻找可以结伴的同学。台儿庄大战后，一心想回校的贺敬之打听到学校流亡到了湖北均县，称国立湖北中学。父母为了儿子能继续读书，将好不容易凑来的5元钱，藏在他夹衣的衣角里，将他送出村头。从此，贺敬之告别了父老乡亲，告别了生他、养他、教他做人的慈母，告别了滔滔东逝的大运河，踏上了求学、求知、求革命的人生之路。

他们一行5人，有孙炳武、张延龄、陈德秀和老师任保善，一路从贾汪火车站爬上火车，在饥饿与希望中从徐州到郑州，从郑州到武汉，又乘汽船沿汉水而上，5月间终于到达均县，找到了学校。

这个时候，以大诗人臧克家为团长的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了学校，贺敬之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诗人。从此，他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半年后，武汉在日军的炮火下已岌岌可危，学校再度西迁入蜀，总校设在绵阳，改称国立第六中学。贺敬之进了设在梓潼县的第一分校。

整个抗日期间，学校的转移，是个了不起的壮举。贺敬之结伴南行，寻找母校，完全出于读书的愿望。途中餐风饮露，饥寒交迫，尝尽了流离之苦，从流亡到救亡，可以说不期而至，水到渠成。在这里，他不仅勤奋刻苦地读书学习，还积极自觉地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和同学们办起了挺进读书会，创办了《五丁》壁报。民主的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逐渐融入了贺敬之的学习生活。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重庆的《大公报》、《中央日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新民晚报副刊》，以及《朔风》、《诗星》杂志都是他雪片一样稿件敲打的门窗。

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高年级的同学李方立从成都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相约了吕西凡和程芝平，秘密商定，第二天凌晨出发，到延安去投考鲁迅艺术学校。

黎明的曙光还没有照亮古老的梓潼城，4个热血青年就已经踏上了赴延安的征程。他所走的这段路途，正是他曾经过的来路，如今又成为他北上的去路。经过40多天的跋涉，他们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少年的贺敬之，他第一次从《诗集》知道了丁玲的名字，第一次在西安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冼星海。更荣幸的是，他们在同一天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老一代革命家同一批分乘汽车通过封锁线，奔向了延安。

贺敬之来到延安后，先被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后考进吴玉章兼任院长、周扬任副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贺敬之当时只有17岁，是该系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被何其芳称为“一个小同学”。在这里，他更多地受到老同志的关怀和爱护。历经流亡生活的贺敬之，深深感受到生活在“母亲”怀抱的温暖。写出的诗作格调欢快，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并没有冬天》，抒发了他初到延安时面对新生活的感受。

在延安火热的革命斗争、学习和生活中，贺敬之逐渐成长起来。1941年6月23日，由张铁夫、程堃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贺敬之的学习和写作本身，自然也是战斗，他的觉悟与认识逐渐从民族的苦难，深入到阶级的苦难，开始写回忆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他也沉醉于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内容和形式，并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启发，回忆着自己苦难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了同属这一题材的叙事体的短诗和长诗，这就是他的对旧社会进行诅咒的第二本诗集《乡村的夜》。他痛定思痛，字字行行又连接天下苍生正在流血的痛。他身居桥儿沟的窑洞之中，心怀炮火沦陷的千里之外，荡魂魄于风雪之夜，萦饥肠于饥寒之乡，孕春雷于漆黑之夜。胡风评论说:‘‘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这样写!”

1942年5月2日和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和普遍规律，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与进步文艺的特殊规律，以及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艺的特殊规律，为新民主主义文艺制定了全面的、系统的行动纲领，照耀社会主义文艺的远大前程，也照耀了贺敬之的一生。

在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指引下，贺敬之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走出“小鲁艺”，进入“大鲁艺”，同革命根据地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向民间口头文学吸取了营养，填写和创作了很多歌词和秧歌剧，如《八女挑花篮》(即传唱至今的《南泥湾》)、《翻身道情》、《平汉路小唱》、《七枝花》、《红五月》、《赵占魁运动歌》、《红军大反攻歌》和《胜利进行曲》等;还单独或合作创作了《栽树》、《周子山》、《秦洛正》、《瞎子算命》、《拖辫子》等秧歌剧和第三本诗集《朝阳花开》等。1942年，贺敬之创作了《毛泽东之歌》，共4段32句歌词，这是较早歌颂毛泽东的歌曲。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革命文艺和群众相结合的辉煌成果。在新秧歌运动中，贺敬之被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授予“乙级文教英雄”称号。

歌剧《白毛女》是贺敬之等人根据冀中地区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故事而创作的我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新歌剧。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的典型形象，深刻地表达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向党的“七大”献礼后，先在解放区公演，后在全国各地普遍演出，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为我国新歌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石，开辟了道路，是新歌剧的第一块里程碑。该剧曾被搬上银幕，改编成芭蕾舞剧、京剧和各类地方剧种，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上演，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金质奖章。

《白毛女》的执笔者贺敬之，不像鲁迅讽刺的某些作家那样，在功成名就之后向人民伸手说：“拿面包来!拿黄油来!”他依然想当一个普通的士兵。1947年6月，在解放河北沧州战役时，贺敬之本来是深入连队受到战士保护的作家。队伍发起冲击时，他却奋不顾身地和战士们一起冲在前头。年轻的营长刘政发现后，顿时急了眼。他没有想到，受他保护的《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在他顾不得注意的霎那间，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血与火的战斗中去，高声骂起来：“老贺，回来，回来!你他妈的给我回来!”贺敬之根本不听，继续冲锋。营长刘政身先士卒，率众冲锋而受伤。贺敬之没有受伤，没有牺牲，确实是一种侥幸。数十年后，刘政成了军长，并写了回忆录。贺敬之满怀当年的激情，为刘政将军题诗：

沧州军桥上，浴血刘军长。

至今忆相呼，犹见战旗扬。

1949年2月，贺敬之随解放军进北京，相继出席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会议、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

解放初期，他还创作了剧本《节振国》，为电影《画中人》创作了歌词，创作了《民主建国进行曲》、《向胜利进军》、《纪念冼星海》、《我看见了自由希腊的英雄们》、《谈提高作品的思想性》等诗歌、散文、歌词、论文，并再次修改了歌剧《白毛女》。

在当代诗歌发展史上，贺敬之是一位富于创新精神、不断探索和开拓的诗人。他的诗歌，清新俊逸，意境深邃，极具感染力。他的创作，对当代诗歌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贺敬之作品的主要部分是政治抒情诗。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以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为诗作的题材，在作品中追求雄伟的气势，贯注磅礴的激情，渲染时代风云的浓重色彩;在艺术形式上，在向民歌和古典诗词学习的基础上改造创新，把自由体的舒放、奔泻与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含蓄凝炼、音律的和谐结合起来。

贺敬之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篇幅比较短小的抒情诗。这类诗大都是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具体感受出发，有的朴实而感情深沉真挚，如《回延安》等;有的写得意境音韵精美，如《三门峡歌——梳妆台》、《桂林山水歌》等。

代表贺敬之成就的是他的另一类作品，这就是《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这些长篇政治抒情诗作，都从十分开阔的角度去反映时代重大问题，在我国新诗史上是不多见的。贺敬之始终以奔放的热情，嘹亮的歌喉，高歌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同时，诗作中也饱含了诗人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激情。

还有一类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近20年间，直接采用了长短五、七言形式创作的一些新古体诗。这些诗作近于古体歌行的体式，有别于近体的律诗或绝句;在格律上是不同于近体诗的严律而属于宽律。它不仅节拍整齐，合辙押韵，同时还有部分律句、律联。如《访日杂咏》、《峡西行》、《青岛吟》、《三峡行》、《故乡行》、《富春江散歌》、《台儿庄散歌》等。贺敬之晚年创作的新古体诗深沉、凝炼，聚含着时代风雨和人世感喟，是古典韵味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

纵观贺敬之的诗作，既开阔、细腻，又豪迈、深情，深刻的思想和完美的形象相结合的独特艺术特色和他正确深邃的创作思想，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强烈的共鸣力，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里永葆青春。

贺敬之是党的十一大代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和党组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拨乱反正，主持纠正文化界冤假错案，整顿文艺界，调整文艺工作总口号，在文艺理论方面有着卓越建树。

1980年1月23日，贺敬之在中宣部理论座谈会上发言，认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应当明确提出为什么人服务。他说：“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述，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有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提出对文艺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他的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后来，这个意见被中央采纳了，自此以后，“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两为”方针，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被确定了下来。

1984年以后，贺敬之在讲话和文章中，对“主旋律和多样化”这一命题作了肯定和论述，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主旋律，发展多样化”，文化艺术战线要恢复生机，真正繁荣，必须“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这些意见也被党中央采纳了，并分别写进了十四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

半个多世纪以来，贺敬之以自由体新诗创作起步，以新歌剧创作成名，以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这是一个真诚而坚定的革命者的道路，一个质朴刚毅的战士的道路，一个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剧作家、社会主义诗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