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武，1923年10月生于山东峄县夹坊村(今属台儿庄区泥沟镇〉。抗战期间，他自四川绵阳国立六中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194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该系讲师、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职;1975年调北京文物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81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教授;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是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

　　1944年，胡绳武所在的绵阳六中高中毕业班的同学都有一个“大学梦”。因为考入大学可以享受公费“贷金”待遇，避免找不到工作。当时最有条件的(成绩好又能筹出旅费)，是去昆明考西南联大;其次是去成都考川大，或者到重庆考中大;最没有条件的是步行去离绵阳120里路的三台考东北大学。胡绳武当时属于最没有条件的学生之列。当去向难定之际，学校联系到一批去重庆的运粮船，毕业班的同学要去重庆考学的可免费乘船前往。这时，在复旦的六中校友来信介绍复旦的情况，说复旦大学已于1942年改成国立大学，地处嘉陵江边的夏坝，环境优美，欢迎六中毕业的校友来考复旦。根据这一情况，胡绳武想到有一位同乡在重庆菜园坝一税务局工作，他到重庆后临时可借住同乡那里，于是就决定了考复旦大学史地系。报考史地系完全出自他自己的兴趣。

　　在夏坝时期，胡绳武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时常去茶馆看书、讨论问题、写文章。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后期，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在学校中都能看到。当时，在同学中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名著和在重庆出版的一些进步作家、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已形成风气。受其影响，学校中多数学生思想活跃，要求进步。1946年春，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学校规定，愿意随学校走的，可以随学校一起坐船走。自己愿意走的，学校可发复员费自己走。当时学校实际上已经停课，要随学校走，可能还要等一两个月。家在徐州的王和光约胡绳武一起走西北公路，经西安、徐州去上海。5月20日，他俩从重庆出发，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徐州。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鲁南战事激烈。胡绳武无法回老家。在徐州住了几天，就到上海复旦大学复校办公室报到了。胡绳武是7月1日到上海的，直到8月下旬大批随学校复员的师生才到。9月初才正式上课。

　　大学期间，胡绳武除刻苦攻读外，政治上追求光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斗争，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自己的力量。

　　胡绳武1948年复旦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留系当助教，为大学先修班讲授《中国通史》。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学校调至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担任商学院政治课教员。1950年秋，回史地系任教学秘书，协助系主任周予同处理有关教学事务。1951年秋，随史地系师生到皖北参加土改。1952年返校，被华东教育部借调到华东区任《中国通史》教员。是年秋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系教学秘书，负责新开设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成为最早的中国近代史课的教师。当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拥有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耿淡如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名的专家学者，阵营整齐。但这些教授各有所长，没人愿意教这门课。就让胡绳武这个在教师中年纪最轻、中国史方面唯一的一名助教来担任，并提升为讲师以示鼓励。

　　1953年春季开学后，胡绳武就独立地承担起《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后来邀请在学校先任团委书记、后任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金冲及来系里兼任教师，负责为新闻系讲授《中国近代史》。戴学稷也曾去过一段时间，3个人成立了中国近代史教研组。1960年，胡绳武任副教授、系副主任后，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并且增开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辛亥革命史》两门专业课程。

　　胡绳武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同时，念念不忘专业研究。作为著名高等学府的一名年轻学者，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斟酌再三，反复考虑，最后确定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同时，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应该说，作出这种选择是颇有见识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涉足辛亥革命研究这一领域的并不多，将它作为长远甚至毕生研究课题的则更少。刚过而立之年的胡绳武，果断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从此便经年累月，孜孜以求，终于成为这一领域声誉卓著的史学家。

　　1955年《复旦学报》第二期刊登的他的长篇专论《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较全面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社会历史条件、组织基础、思想基础、渐次形成过程及其纲领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见解。30年过后，该文仍被视为“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收入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成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专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篇文章大体上表述了胡绳武对辛亥革命许多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日后的专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的基本思路，在这里已初露端倪，也基本奠定了胡绳武治学严谨、资料扎实的学术风格。该书1992年11月获孙中山基金会举办的“1949一1992年中国大陆孙中山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奖”、孙中山奖金学术著作一等奖。

　　1957年和1958年，他在《复旦学报》相继发表了《孙中山初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和《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认真分析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引人注目，被选入《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一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他们在共同切磋的基础上，围绕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相继完成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其中在《历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发表的《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和《论黄兴》等，先后被《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论文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辛亥革命论文选(1949一1979)》(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等选录，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反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并未放弃学术追求。他抓住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继续他的史学研究。他以“《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的名义，执笔完成了《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两部专著，并主持编写了《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文革”后，《沙俄侵华史》稍作修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度出版发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1979年，他们在1964年初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了《辛亥革命史稿》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次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重点书目，向国内外出版发行。1985年该书第二卷《中国同盟会》问世。这两本书一经推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赞誉，认为它们以丰富的资料、生动的文字具体地描述了辛亥革命的发展过程，对于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综合和概括了作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

　　1991年，该书第三卷《1911年的大起义》、第四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完稿。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两本书，连同已经出版的前两卷，重新配套、装帧，全书约132万字，向国内外发行。《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都用较大篇幅刊载该书第四卷的结语部分，进一步扩大了这套书的社会影响。

　　胡绳武对辛亥革命史的精深研究和卓越成果，是和他中国近代史的丰富学识和深厚的理论水平分不开的。早在1959年，他就与金冲及合作，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的专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是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唯一专著，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海外也有较大影响。1962年，苏联学者楚多杰耶夫曾撰文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1978年，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费正清等人撰著的《剑桥中国的晚清史(1800—1911)》，将该书作为重点参考书目予以推荐、介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译本，下卷，第684页)。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胡绳武都作过一番研究，并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前述一系列论著外，他还主编了《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清史研究集》第4一7辑(1986至1990年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并结集出版了与金冲及合作的论文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些书都以很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史学界围绕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基本发展线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0年，胡绳武应邀去广州参加“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列强侵略与中国近代政局》的专题论文，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要想对这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各种历史现象加以科学的说明，就必须紧紧抓住由于列强的侵略形成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这一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强调只有紧紧抓住这对主要矛盾，才能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对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说明。”(《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第52页)这是他集数十年研究所得作出的成熟结论。细读他已出版的数十部(篇〉研究论著，就可发现这一基本论断早已体现在其中了。

　　胡绳武自从事史学研究始，就从未放松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钻研，并努力用于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捧读他的研究论著，时时会感受到根基于浓厚理论素养的敏锐史识。这些论著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奥秘之一，便在于此。1963年至1964年，他曾应邀赴京参加由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委托黎澍主持编写的《史学概论》，负责撰写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初稿完成后不久，由于编写组成员奉命参加“四清”运动，工作中断。1984年，四川教育出版社上门组稿，决定将这篇写于20年前的专题论述，以单独成书的形式，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为题出版发行，为人们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胡绳武并不忽视对其它史学研究理论、方法的借鉴。正如他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专题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在引进当代外国史学使用的各种方法的过程中，加强对它们的分析与批判，肯定其运用具体历史研究中确有成效的方法，批判其明显的唯心论的东西”。主张“认真研究近现代中外史学家的成功之作，总结出其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的同时，“应重视传统史学的研究，努力把新的史学方法和传统的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创刊号〉第20、21页)他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正是依据这些认识努力以赴的，所以他的论著才那样严谨、生动和耐读。

　　在潜心研究、著述的同时，胡绳武还以极大的热忱培养和扶持年轻人。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担负着重要职务。看到他们的成长，他无比欣慰。在他的案头，经常堆放着中青年学者求教的信件或文稿，并常常有人登门请教。每逢这时，他不管自己手头多忙，即使是素不相识者，也总是认真指点，不遗余力，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关怀备至，令后辈非常感动和崇敬。1991年，时值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他作为特邀著名学者，先后莅临长沙和西安，出席“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和“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胡绳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研究中，坚持以唯物主义为指导，严格遵照事实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任何历史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潜心研究，深入探索，对历史研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戴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