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仪，台儿庄镇顺河街人，回族。祖父张文学，清时在台儿庄一带行医，药号泰山堂。祖父去世后，父亲张守仁因家境贫寒，于1908年由朋友介绍，到郯城县马头镇邮寄代办所当邮工。1912年，张鸿仪出生于马头镇，7岁时在该镇皇甫小学读书。张守仁为人正直爱国，借工作之便，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把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讲给孩子们听。幼小的张鸿仪及其哥哥、姐姐均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张鸿仪8岁那年，邮政代办所取消，建立邮政局，父亲就此失业，全家人衣食无着，上学不到一年的张鸿仪，只好随全家返回原籍台儿庄，在其二叔张守义的私塾学馆里继续学习。由于父亲找不到工作，1919年底，张鸿仪又随全家投奔枣庄外祖父金家安身。因外祖父家设有私塾馆，张鸿仪的学业才未中断。

　　在旧社会封建势力统治下，贫苦人生活出路是不好寻找的，想谋个职业比登天还难。父亲在枣庄依然找不到工作，忧心如焚，贫病交加，不久去世。外祖父母亦相继病故，哥哥又年幼无职业，一家6口人的生活更加困苦，全靠舅舅周济点粮食勉强糊口，张鸿仪被迫辍学。

　　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张鸿仪仍求学心切，劳动之余，他经常到南马道一所教会小学堂教室窗外听课。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该校心地善良的张老师，张老师就让他在自己任教的班上学习，并负担他的学习费用。1931年夏季，张转入枣庄中兴公司创办的高级小学。两年后，张鸿仪考取该公司创办的职业中学，在工科班学习。张鸿仪没有辜负家庭对他的培养和期望，从入学那一天起，就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各科学习成绩在全班中都名列前茅。每当期终考试结束，他把成绩单拿回家时，便给那苦难的家庭带来了无限欢乐。

　　张鸿仪在枣庄职业中学工科班，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待人和气，办事稳重老练，大家都很尊重他。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张鸿仪怀着一腔热血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枣庄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去，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卖国。由于他在学生中有威信，很快成为青年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同枣庄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凡是组织安排他的任务，他总是尽心竭力地去完成，经常受到党组织的赞扬和鼓励。另外，他在党组织的启发引导下，阅读了《铁流》、《母亲》、《光明》和《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并决心为革命奋斗到底。在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下，迅速地成长起来。1936年8月，经中共枣庄中心支部书记李微冬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枣庄职业中学第一名党员。

　　张鸿仪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他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作了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更加认识到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从入党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兴职业中学发起了全校性的大辩论，题目是《目前应不应该对日作战》。职业中学的师生在抗日问题上分为两派，一部分进步的师生赞成我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另一部分则吹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迷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张鸿仪和另外两名党员决心利用这次辩论会，说服那些受蒙蔽的师生，在全校掀起一个声援抗日、拥护我党主张、反对分裂投降的新高潮。张鸿仪善于演说，感情丰富，声音洪亮，说理性强，很能打动人心。在辩论会上，他和另外两名党员大讲我党抗日主张，用许多铁一般的事实说服大家。辩论的结果，主张“立即发动抗日论”者大获全胜。许多受迷惑的师生逐渐觉悟，纷纷表示赞成我党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后，中共枣庄中心县委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指示，决定由李微冬同志出面，以地方教育界名流的身份，联络组织了“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中兴职业中学的进步学生为骨干，组成抗日宣传队，由张鸿仪任宣传队队长，利用假期，先在各小学、集市、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活动。随后，张鸿仪又和几位同学利用学校的铅字印刷机编印出版《抗敌报》，广为散发，每个铜板一张，将收入的钱全部交给抗敌后援会，用以支援前线的抗敌斗争。通过宣传活动，团结了不少工人、农民和学生。宣传队所到之处，备受欢迎。群众主动询问，供应茶水，关系甚为融洽。1938年初，抗日宣传队参加到了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更为活跃地进行抗日宣传和为战争后勤服务。

　　1938年，日军大举南侵，这年3月，枣庄地区被日军占领。5月，张鸿仪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担任第三大队副教导员，带领宣传队和90多名进步学生，奔赴抱犊崮山区，继续进行宣传活动。是年10月，抗日义勇总队第一大队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他任第三营教导员。

　　11月3日，三营在张鸿仪和刘景镇的率领下，奔袭了枣庄附近的一个日伪据点，活捉日军5人、伪军8人，并缴获11支长枪和部分弹药。

　　11月下旬，日军300多人配合伪军刘克锡、崔六两股武装，乘我四县边联办事处驻地车辋村空虚之际，突然发兵占领，并安上了据点，使我部活动发生了困难，群众纷纷要求我军尽快拔除这个据点。我部决定对其进行围困，出敌不意，很快控制了车辋村周围的制高点，不断对敌人打击袭扰，迫使敌龟缩在据点40余天。敌据点周围被困期间，临沂、枣庄之间的伪军多次前来增援解困，均被我部痛击回去。同时我部也有少数营、连干部主张急攻。张鸿仪耐心劝阻阐明，就我目前的力量宜守不宜攻。车辋村之敌见增援无望，仓皇撤出。敌逃窜时，我部英勇追击，毙敌、伤敌数人，缴获战利品一大宗。这次围攻的胜利，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提高了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12月初，日军侵占峄县城后，驻扎一个中队，武器装备精良，配有钢枪和骑兵队。张鸿仪和刘景镇率警卫员化装来到峄县城郊，与我军派往敌伪内部的孙继德接上头，详细了解了敌伪军的部署情况。张鸿仪绘制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图，研究了行动方案。4日黄昏，孙继德以查岗为名，乘敌不备，将带班的日本兵打死，打开了城门。张鸿仪、刘景镇率部闯入城内，按原部署奔向各自袭击的目标。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因不知我军底细，龟缩在屋里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盲目地乱打一阵枪。战斗至拂晓，打死日军10余名，毙、俘伪军100余名，并争取了伪军一个中队反正，缴获步枪50余支，部队安全撤回。

　　1940年下半年，日军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推行蚕食和“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在敌占区疯狂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我根据地开始缩小。再加上这年秋旱，粮食严重减产，因此鲁南地区抗日的困难时期开始了。群众、部队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已经到了冰雪封地的深冬季节，军队大部分没有棉衣，吃的是糠菜、柿子皮、地瓜秧等。如果搞点豆饼、花生饼算是上等粮，既可当菜，又可当饭。张鸿仪和战士们一样，吃的是地瓜秧拌黑豆、高粱磨成糊蒸成的菜团子。他两手捧着，吃得又香又甜。用地瓜、地瓜面、地瓜叶做成的“三地饭”，一般人连吃几天就吐酸水，张鸿仪却说“我最愿意吃这饭”，而把少部分的花生饼留给战士们吃。最难吃的是花生壳碾碎蒸的窝窝头，嚼起来咬不碎，咽起来拉嗓子，大便拉不下来。张鸿仪边吃边风趣地说:“吃这些东西要粗嚼猛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睡庄稼地里，铺草地盖蓝天。有一次行军，一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张鸿仪就背着他，一直到达目的地。他从不以首长自居，坚持和战士们平等相处。另外，他能写会画，精通好几种乐器，演戏可以扮演几种角色，而且能自编自演。他利用这些特长，在部队生活异常艰苦、大家情绪低沉时，为大家演奏音乐，表演滑稽节目，教唱歌曲，振奋士气，活跃气氛，给战士们带来欢乐。张鸿仪还以身作则，处处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有一次部队在马关庄宿营，他洗脚时，不慎把房东老大爷的瓦盆损坏。当时他没有钱，部队又要立即转移，他便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做抵偿，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他感到过意不去，就把自己抽的烟送给了老大爷。两个月后，队伍又路过这里，他买了瓦盆送还给老大爷。老大爷一家感动地说：“开天辟地以来，没听说过像八路军这样好的队伍。”

　　1942年3月，张鸿仪被任命为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当时在敌占区，形势依然很严峻，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封锁工事纵横交错，我游击部队活动极为不便。在这种形势下，张鸿仪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议，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瓦解敌伪军。他亲自带领“反战同盟”人员，晚上背着电话单机，把它接到日军电话线上，点名找日伪军官通话，向其进行反战宣传，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安。而对汉奸中的顽固分子，则予以坚决镇压。微山湖畔的西苑村，有个汉奸叫张固分，猖狂反共。张鸿仪曾多次向其发出警告，他却屡教不改。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张鸿仪遂布置我武装人员拔掉了这个钉子。为争取伪军政人员为我服务，张鸿仪还说服教育了许多伪军政人员和我建立了关系，使我游击部队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往来自如，打开了游击战争的局面。

　　1943年底，上级为了进一步加强敌占区的抗日工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决定派张鸿仪任铁道队政委。

　　在张鸿仪刚到铁道大队任职的12月份，就接受护送陈毅同志过路的任务。为了确保军长的安全，张鸿仪除做了周密的安排外，还带了一个短枪班在前面开路，对所有经过的据点，都做了交代，并深入据点，观察有没有情况变化。他还根据陈毅同志的意见，在沙沟安排了一次对伪军的训话。陈毅同志亲自对据点的伪军训了话，伪军听后深受教育。

　　1944年，鲁南抗战形势有所好转，铁道大队的声威更加大振。不少日伪军据点被端了窝。同年秋，铁道大队配合县大队，一举攻克津浦路上防守严密的塘湖车站，经过20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共2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不久，铁道大队又配合滕县县大队拔掉了南随伪军据点。另外打汉奸冯子固，战斗勇猛，声威大振;打沛县文庙，干净利索，取得大捷;茶棚战斗、塘湖战斗、岱王庙战斗，都取得了较大胜利。张鸿仪精心培育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之果。

　　铁道大队在张鸿仪等人的领导下，在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上神出鬼没，把敌人闹得惶惶不安。日军为确保交通运输，对铁路加强了控制，并不断地外出“清剿扫荡”。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铁道大队奉上级指示，转入微山湖一带活动，在那里开辟根据地，并不时到铁路沿线骚扰敌人。

　　在辗转微山湖一带的游击生活中，张鸿仪看到在日伪统治下，群众大都逃荒走了，肥沃的土地荒芜了，富饶的湖产无人管，群众生活苦不堪言，还要省吃俭用支援自己的队伍。于是他和队干部共同研究，决定利用作战、训练的间隙，在微山湖畔种田500亩。张鸿仪和大家一起拉犁翻田，撒种锄地，把荒芜的湖田变成了米粮仓，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5年夏初，张鸿仪政委、刘金山大队长奉命率部进山作短期整训后重新出山。临走时，军区领导除作了一些重要交代外，又一次关心地提及张鸿仪的个人问题。张鸿仪依然是那句老话“国难当头，个人问题暂不谈!”他率部队出发，先到达滕县东南的羊庄，后又开到北楼、大官庄一带宿营。第二天拂晓，忽然传来零星枪声，张鸿仪立即叫起同志们。刹时，枪声大作，区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向他们这儿跑来。张鸿仪判定是敌人包围了区政府，遂一面命令一连前往河西阻击，一面和刘大队长组织部队突围。不料，敌人一遇我军阻击，竟疯狂发起进攻。张鸿仪和刘金山立即指挥全体人员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掩护区政府冲出尚未合拢的包围。

　　当铁道大队撤到青山头时，发现四周都有敌人运动。原来，日伪军数千人从临城、官桥、枣庄等据点同时出动，分兵合击，企图围歼我区政府和抗日武装。张鸿仪要刘大队长带领部队突围，他带少数人员留下掩护。大队长考虑到他的安全，没有同意。这时，敌人从南边发起攻击。他俩分析，如果立即突围，我腹背受敌，会加大伤亡;不如先打退南边来犯之敌，然后突围。于是，他们集中兵力，一阵猛烈的还击，打退了南边攻上来的敌人。张鸿仪和刘大队长分析，东北羊庄一带有敌人的据点，敌人认为我游击队势单力薄，一定不敢向据点方向突围。因此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东北方向突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他们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疾速前进。突然，从背后村庄里又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张鸿仪判定，后面还有我们的同志没有突围出来，就叫刘大队长带队先走，自己带领警卫员和一名队员返回，接应后面的同志。

　　三人爬上了一座大山。张鸿仪站在高处，向枪声激烈的村庄望去。敌人发现了他，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穿进了他的右胸，他倒在了地上。警卫员立即扑上去，背起他来，向部队突围的方向追赶。他们刚走进一个果园，敌人就吆喝着追上来了。警卫员用树枝把政委、队员和自己隐蔽起来，躲过了敌人。张鸿仪逐渐苏醒过来，知道情况危急，就将自己的枪交给警卫员，劝他俩不要再顾他一人，快去追赶部队。他俩坚不从命，决心用生命保护自己的政委。

　　敌人走远了，警卫员背着张鸿仪终于赶上了部队。干部、战士看到政委受了重伤，都非常难过。张鸿仪躺在门板上，紧紧握着刘大队长的手，关心地寻问部队的伤亡情况，叮嘱大队长把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安葬好，并抓好训练，整顿好部队。

　　张鸿仪被送进了设在费县荆山寺的鲁南军区第一医院。军区党委闻讯，专门给医院政委拍来电报，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听到消息后，派人从敌占区搞来了几支葡萄糖送到医院，并指示，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张鸿仪。

　　张鸿仪身在医院，心里却时刻惦念着部队。他请人代笔写信，勉励同志们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多打胜仗，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军区的医务人员，对张鸿仪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加上他伤势过重，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在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刻，铁道大队的好政委张鸿仪牺牲了，时年33岁。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鲁南根据地2000名军民在滕县为张鸿仪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人们在烈士遗像前庄严宣誓：一定要继承烈士的未竟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鸿仪烈士的遗体现被安葬在临沂市费县烈士陵园。

　　(孔宪志、李继福)